维开禧二年，岁次丙寅，正月癸未朔，十一日癸巳，具官曹某，谨以清酌之奠，致祭于混庵居士刘公之灵曰：我与居士，如桴遇舟，生不同姓，居不同州。相望亲党，若瓜若葛，夤缘会同，其实契阔。我年未壮，我学未多，有二三子，与我相过。居士谓我，子来近我，有寺莫栎，修洁亦颇。我往从之，寒暑再更，情谊相与，间不容声。我游四方，我居苫块，我家村落，我官远外。慰我寂寥，问我穷愁，别久不见，贻书置邮。人或称之，二人臭味，居士云然，我亦自谓。二十馀年，手足弟兄，有财共用，有田共耕。我赴豫章，会我览胜，欢笑未终，好语是赠。日落棹发，举酒一觞，江阔岸激，戒我夜航。执别几何，言犹在耳，孰駃其驱，一病不起。讣音初传，魄丧胆寒，吏有掌鞅，哭不近棺。今我来思，宅兆卜日，望柩江干，风动萧瑟。述行何人，次对贰卿；托铭何人，史馆著庭。后嗣奚观，观此杰作，我言赘庬，愧彼笔削。有酒有殽，匪旨匪嘉，以奠以告，涕泗如何。尚飨！

世称君子之德其犹龙乎？盖以其善变也。昔长安市侩有刘仲始者，一为市吏所辱，乃感激蹋其尺折之，遂行学问，经明行修，流名海内。后以有道徵，不肯就，众人归其高。余以为前世偶有此耳，而今徐、严复参之，若皆非似龙之志也。其何能至于此哉？李推至道，张工度主，韩见识异，黄能拔萃，各著根于石上，而垂阴乎千里，亦未为易也。游翁慷慨，展布腹心，全躯保郡，见延帝王，又放陆生，优游宴戏，亦一实也。梁、赵及裴，虽张杨不足，至于检己，老而益明，亦难能也（《魏志·裴潜传》注。）。

臣虽未能临瀚海，济居延，庶免刘仲奔逃之耻（《宋书·江夏王义恭传》。初，虏深入，上虑义恭不能固彭城，备加诫勒，义恭答。又见《南史》十三。）。

臣某言：三班借职刘仲颜赍降官诰一通、敕牒一道，伏蒙圣恩，特授臣右谏议大夫，充枢密直学士，差遣依旧者。在物之情，向荣必喜；自天之命，过宠则惊。臣（中谢。）窃念臣齐鲁诸生，本无荣望。素乏佐王之术，岂期遇主之知。伏蒙皇帝陛下采自孤平，擢于侍从，无似之迹，每玷圣造。前年以羌戎负德，官军失利，朝廷特命韩琦与臣同贰经略。岁时之间，琦以节制不行而免，臣以招纳非宜而罢。寻分四路，复领中权，二年于兹，一功未立，屡叨进改，深负愧羞。虽朝廷忧劳，且务姑息，而其下将佐，睹臣忝冒，必思侥倖，岂复有实效之心，臣亦何面目以责率其下！今边略未固，兵力未强，威令不扬，战斗多覆，因循已甚，平定无期。一昨寇逼三川，其势可困，而葛怀敏等入贼伏中，一战大溃，杀伤满野，驱掠无算。臣以本路多虞，救援不早，臣方痛心疾首，日夜悲忧，发变成丝，血化为泪，殒殁无地，荣耀何心！今日之恩，非臣所望。臣昨蒙朝廷特除邠州观察使，累章获让，已烦圣聪，三黩之诛，岂当再冒！然臣有愚心不敢不尽，有谬策不敢不陈。虽属边臣，实叨近职，敢不议论，少裨圣明。传曰「事君如事亲」，又曰「君臣同体」。当此安危之际，岂敢事形迹，避嫌疑，而不尽心于君亲乎！魏元成曰：「隋以事形迹而亡」，唐太宗深然之。今愿陛下恕臣万死，采臣一言，天下幸甚！天下幸甚！臣观《易·震卦》曰：「震，亨」。谓圣人因震恐而致亨大也。禹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。是皆得《易》之旨，畏天之威，而致其亨矣，陛下其舍诸？昨者镇戎兵败之后，天色阴晦，十日不解，木冰地震，群心忧伤。此将帅失人，生灵致陷，天地震怒之意也。冬至后一日申时，庆州又地震，此阴阳战而致动。占书曰：「四夷为中国之阴。是夷夏交争，未宁之象也」。自西事以来，延安东路、北路，官军伤折万馀人；并金明、承平诸寨杀虏过蕃部万馀户，约四五万口；及麟府丧陷，镇戎三败，杀者伤者前后仅二十万人矣。死者为鱼肉，生者为犬羊，臣仰测陛下之心，必大震动。而天下莫知，但见爵赏颁行，疑朝廷高枕，负兹生灵。愿陛下因其震动，过崇谦让，以柔远未至，选将有差之辞，告谢于皇天后土、五岳四渎，以哀痛之旨，诞告多方，下感人心，上答天戒。陛下既已罪己，两府大臣必有逊谢之请，小损勋爵，而复其位。臣等则宿兵困民，讨伐未效，罪之大者，请落近职，左降一官，带「责授」二字，仍削除经略招讨等使名，祇管勾部署司公事，以谢边陲，以警将佐，以励军旅。如此则天下闻朝廷罪己，知陛下之心不负生灵。将佐军旅等见主帅负责，知天子必欲破贼，即皆震惧，甘为艰辛，更无侥倖之望。臣等得以严率其下，日夜聚谋，上赖威灵，可期平定。仍请诏下部署以下非大功不录，钤辖、都监非奇功不赏。其班行将校军士等所得功劳，依旧量大小酬奖。此救弊之端也。今西贼渐炽，恐谋深入，陛下诚能与大臣密议，行臣之策，天下幸甚。如失此机会，行恐后时。傥朝廷不取臣言，则边上终无大功，寖有大患，其势然矣。愿陛下以大《易》之旨，取古圣人之用心，则震而后亨，受景福于无穷，庇苍生于大赉。臣之愚心谬策，尽于此矣。所降到诰敕等，臣有此一策，未敢拜受。臣无任云云。

庭佥，莆田黄氏。幼少强学，游居寝食，以书自随。著书二百卷，刺六经失传，正史氏不当，名论世合变。其说汪洋，使学者斟酌厌饫，自趋其归，一时士大夫多传其书。故庭佥未入台省，名动京师四方。刘仲原父在扬州，得庭佥所著书，以为似两汉儒者。已而试开封府进士，居第一，同时学士大夫，绝不敢与比肩而进。庭佥四黜于礼部。翰林学士郑獬、御史中丞滕甫、知贡举王圭、进士许安世等若干人，交章论荐，乃得召试舍人院，除抚州司户参军、国子监直讲。以忧去。服除，权太常寺主簿、兼礼院检详文字、礼祠客膳四部主簿。枢密直学士陈襄荐之于朝，曰：「君命虽蒙收用，未当其能」。除真州军事推官，知润州金坛县事，崇文院校书，改馆阁校勘。元丰己未五月壬申，以病卒官，享年五十有五。庭佥事亲持丧，与兄尧俞居贫贱，乡州师用其礼而归仁焉。对诸生讲劝，未尝视日早暮为倦容。为省寺主簿，不循俗媮岁月，督程憸奸，皆以律令听之。诸公知庭佥不类小儒面墙吏道，方向用之，而庭佥死矣。曾大父仁济，大父中孚，父问通五经，里居，诸生从受业。尚书右丞皇甫泌诔之曰「义成逸士」。庭佥娶林氏。四男子，皆在童稚。四女子，嫁某官方泽、某官方安道、某官陆如冈，其季居室。林夫人以某年月某甲子遂塴于义成之域，命族子殿中侍御史降乞铭于豫章黄庭坚。庭坚询事考言，作为铭诗，其诗曰：

义成之丘，其柏其松。岂曰不伐，行人致恭。新窆在位，昭穆异宫。维义成力穑而无年，维金坛逢年而不丰。藐是诸孤，载尔耒耜，时播时穫，对前人功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延平先生语录》有曰：『大抵学者多为私欲所分，故用力不精，不见其效。若欲进步，须打断诸路头，静坐默识，使其泥滓渐渐消去』。又云：『静坐时收拾将来，看是如何，便如此就偏处著理会』。又云：『学者未祛处，只求诸心。思索有窒碍处，及于日用动静之间有咈戾处，便于此致思，求其所以然者』。又云：『大凡只于微处充扩之，方见碍者大尔』。又引上蔡语云：『凡事必有根，必须有用处寻讨，要用处将来斩断，便没事。此语可时时经心』。又云：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，不惟于进学有功，兼亦是养心之要』。观此数说，真得圣贤用工紧要处。但其间有一段云：『学者之病，在于未有洒然冰释冻解处。纵有力持守，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，恐不足道也』。窃恐所谓洒然冰释冻解处，必于理皆透彻而所知极其精妙，方能尔也。学者既未能尔，又不可以急迫求之，只得且持守，优柔厌饫，以俟其自得。如能显然免于尤悔，其工力亦可进矣。若直以为不足道，恐太甚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所谓洒然冰释冻解，只是通透洒落之意。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，则读书为学皆通透洒落而道理易进，持守亦有味矣。若但能苟免显然悔尤，则途之人亦能之，诚不足为学者道也。且其能苟免显然悔尤，则胸中之所潜藏隐伏者固不为少，而亦不足以言学矣」。

此一条尝以示诸朋友，有辅汉卿者下语云：「洒然冰解冻释，是功夫到后疑情剥落，知无不至处。知至则意诚而自无私欲之萌，不但无形显之过而已。若只是用意持守，著力遏捺，苟免显然悔尤，则隐微之中，何事不有？然亦岂能持久哉？意懈力弛，则横放四出矣。今曰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，恐非延平先生本意」。此说甚善。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、涵养纯熟之效，须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，不是一旦牵彊著力做得。今湖南学者所云「不可以急迫求之，只得且持守，优柔厌饫，而俟其自得」未为不是，但欠穷理一节工夫耳。答者乃云「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」，却是不原其本而彊欲做此模样。殊不知通透洒落如何令得？才有一毫令之之心，则终身只是作意助长，欺己欺人，永不能到得洒然地位矣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须是大其心使开阔，譬如为九层之台，须大做根脚方得』。恐大其心胸时却无收歛缜密底意思，则如何」？大时答曰：「心目不可不开阔，工夫不可不缜密」。

答语无病，然不知如何地得开阔？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执事须是敬，又不可矜持太过』。窃谓学者之于敬，常惧其放倒。既未能从容到自然处，恐宁过于矜持，亦不妨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顷年刘仲本亦曾举此条以为问，盖尝答之曰：『敬是治病之大药，矜持是病之旁證。药力既到，病势既退，则旁證亦除矣』」。

「敬是病之药，矜持是病之旁證」，此两句文意龃龉，不相照应。若以敬喻药，则矜持乃是服药过剂，反生他病之證。原其所因，盖为将此敬字别作一物，而又以一心守之，故有此病。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，当体便是，则自无此病矣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有诸中必形诸外。惟恐不直内，直内则外必方』。至论释氏之学，则谓『于敬以直内则有之，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』。又似以敬义内外为两事矣。窃谓释氏之学亦未有能敬以直内，若有此，则吾儒之所谓『必有事焉』者自不容去之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『有诸中必形诸外』上，后一段其意之所重在『义以方外』上。且谓其『敬以直内，上则有之』，味『有之』二字，则非遽许之，以为与吾儒之学所谓敬者便可同日而语矣」。

《遗书》说释氏有直内无方外者，是游定夫所记，恐有差误。《东见录》中别有一段说「既无方外，则其直内者岂有是也」，语意始圆。可细考之，未可如此逞快，率然批判也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释氏只曰止，安知止乎？释氏无实，譬之以管窥天，只务直上去，惟见一偏』。又却有曰：『释氏只到止处，无用处，无礼义』。窃谓既无实，惟见一偏，则其学皆凭虚凿空，无依据矣，安可谓其到止处，而责之以有用有礼义乎」？大时答曰：「『释氏曰止，安知止乎』，此以吾学之所谓止而论之也。『禅学只到止处，无用处，无礼义』，此『止』字就其学之所谓止而论之也」。

答语甚善（论程子说释氏不知止是以吾学所谓止者而言，又云「释氏到止处」是以彼所谓止者而言。）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孟子曰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彼所谓识心见性是已。若存心养性一段事则无矣』。窃谓此一段事释氏固无之，然所谓识心见性，恐亦与孟子尽心知性不同。尽心者，物格知至，积习贯通，尽得此生生无穷之体，故知性之禀于天者盖无不具也。释氏不立文字，一超直入，恐未能尽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释氏云识心见性，与孟子之尽心知性固是不同。彼所谓『识心见性』之云，盖亦就其学而言之尔。若『存心养性一段则无矣』之云，所以甚言吾学与释氏不同也」。

《遗书》所云释氏有尽心知性，无存心养性，亦恐记录者有误。要之释氏只是恍惚之间见得些心性影子，即不曾子细见得真实心性，所以都不见里面许多道理。政使有存养之功，亦只是存养得他所见底影子，固不可谓之无所见，亦不可谓之不能养，但所见所养非心性之真耳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学者所贵闻道，若执经而问，但广闻见而已』。窃谓执经而问虽止于广闻见而已，须精深究此，而后道由是而可得也。不然，恐未免于说空说悟之弊矣」。大时答曰：「所谓『学者所贵闻道，若执经而问，但广闻见而已』，盖为寻行数墨而无所发明者设。而来喻之云谓必须深究乎此然后可以闻道，则亦俱堕于一偏矣」。

执经而问者知为己，则所以闻道者不外乎此。不然，则虽六经皆通，亦但为广闻见而已。问者似有此意，然见得未分明，故说不出。答者之云却似无干涉也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根本须先培壅，然后可立趋向』。窃谓学者必须先审其趋向，而后根本可培壅。不然，恐无入头处」。大时答曰：「必先培其根本，然后审其趋向，犹作室焉，亦必先有基址，然后可定所向也」。

先立根本，后立趋向，即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。又云「收得放心后，然后自能寻向上去」，亦此意也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诚然后能敬，未及诚时须敬，而后能诚』。学者如何便能诚？恐不若专主于敬而后能诚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诚者天之道也，而实然之理亦可以言诚。敬道之成，则圣人矣。而整齐严肃，亦可以言敬。此两事者，皆学者所当用力也」。

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，诚是真实无妄之名，意思不同。诚而后能敬者，意诚而后心正也。敬而后能诚者，意虽未诚，而能常若有畏，则当不敢自欺而进于诚矣。此程子之意也。问者略见此意而不能达之于言，答者却答不著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只外面有些罅隙，便走了』。学者能日用间常切操存，则可渐无此患矣」。大时答曰：「其中充实则其外无罅隙矣」。

「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」，此语分明，不须注解。只要时时将来提撕，便唤得主人公常在常觉也。

学者曰：「《乐记》曰：『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』。五峰有曰：『昧天性，感物而动者，凡愚也』。向来朋友中有疑此说，谓静必有动，然其动未有不感于物。所谓性之欲者，恐指已发而不可无者为言。若以为人欲，则性中无此。五峰乃专以感物而动为言昧天性而归于凡愚，何也」？大时答曰：「按本语云：『知天性，感物而通者，圣人也。察天性，感物而节者，君子也。昧天性，感物而动者，凡愚也』。曰知，曰察，曰昧，其辨了然矣。今既不察乎此，而反其语而言『乃以感物而动为昧天性』者，失其旨矣」。学者又曰：「曰知，曰察，曰昧，其辨固了然。但鄙意犹有未安者，感物而动尔。《乐记》曰止云感物而动，性之欲也，初未尝有圣人、君子、凡愚之分，通与节之说。今五峰乃云『知天性，感物而通者，圣人也。察天性，感物而节者，君子也。昧天性，感物而动者，凡愚也』。是不以感物而动为得也。更望垂诲」。大时答曰：「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物格知至，然后好恶形焉。好恶无节于内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灭矣。夫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于物也。人化于物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观其下文明白如此，则知先贤之言为不可易矣。且味『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』两句，亦有何好，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为之说以主张之乎？程子云『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，天理具备，元无少欠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父子君臣常理不易，何曾动来？因不动，故言寂然不动。感而遂通天下，便感非自外来也』。又曰：『寂然不动，万象森然已具；感而遂通，感则只是自内感，不是外面将一个物来感于此也』。又曰：『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此言人分上事。若论道，则万理皆具，更不说感与未感』。又曰：『盖人万物皆备，遇事时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，才见得这事重，便有这事出。若能物各付物，则便自不出来也』。以此四条之所论者而推之，益知先贤之言不可易，而所谓『感物而动，性之欲』者，不必曲为之说以主张之矣。《湘山诗》云：『圣人感物静，所发无不正。众人感物动，动与物欲竞』。殆亦与先贤之意相为表里云尔」。

此两条问者知其可疑，不易见得如此。但见得未明，不能发之于言耳。答者乃是不得其说而彊言之，故其言粗横而无理。想见于心亦必有自瞒不过处，只得如此撑拄将去也（五峰云「昧天性，感物而动」，故问者云「五峰乃专以感物而动为昧天性」，于五峰本说未见其异。答者乃责以反其语而失其旨。问者又疑《乐记》本文「感物而动」初无圣愚之别，与五峰语意不同，而答者但云观其下文明白如此，则知先贤之言不可易，而不言其所以明白而不可易者为如何。又谓《乐记》两句亦有何好，而不言其所以不好之故。及引程子四条，则又与问者所疑了无干涉，但欲以虚眩恐喝而下之，安得不谓之粗横无理而撑拄彊说乎？今且无论其他，而但以胡氏之书言之，则《春秋传》「获麟」章明有「圣人之心，感物而动」之语，顷时与广仲书常论之矣。不知今当以文定为是乎？五峰为是乎？要之此等处在季随诚有难言者，与其曲为辨说而益显其误，不若付其是非于公论而我无与焉为愈也。）。须知感物而动者，圣愚之所同，但众人昧天性，故其动也流。贤人知天性，故其动也节。圣人尽天性，故其动也无事于节而自无不当耳。文义之失，犹是小病，却是自欺彊说，乃心腹膏肓之疾，他人针药所不能及。须是早自觉悟医治，不可因循掩讳而忌扁鹊之言也。

元祐五年，自春及夏，时雨稍愆，幸以奉命祈祷至寺，遂获感应。仲夏十三日，右通直郎、知曲阳县事郝宗臣，右侍禁、监北岳庙张维周，三班奉职、县尉刘仲师同到于此。

闻之刘仲原父、江邻几、梅圣俞，许下八韩比荀氏八龙。其继忠宪公而早达者曰舍人公，天祚之年，并时大显者曰丞相康公、门下少师公、丞相庄敏公。惟庄敏公震耀天下，其家事治于官府，诸子耳目习焉，无难，实难乎其妇也。庄敏公长子宗恕求仁之配曰陈氏，文惠公之孙，秘阁校勘博古之女。陈韩匹也，陈氏之女教，则韩氏之妇仪。未鸡鸣起，堂上问起居无恙，顾宗妇庶妇异职，不敢不先其劳。退而下堂，谓长妇、稚妇曰：「我与而齿为女兄弟，不以夫兄弟」。以故宗族姻娅远迩欣为夫人誉，烝尝则神明福焉，鼎俎而宾客既饱矣。君子谓德，曰：「是夫人也，既相其夫，必有令子」。求仁少年登诗赋进士第，独恨经术浅薄，时有近臣养誉钟山，以经自鸣者，求仁谨移书焉。夫人勉之曰：「仕宦以无文为耻，我妇人不知何谓文，而其无怠」。彼来自钟山当国，一旦亟暴宠灵以急士，求仁独不得调，已而仕也罢矣。夫人为能使求仁忘去坎𡒄愀底之恨，而有适于歌酒间。庄敏公薨，上恩录十有五人，夫人二子既长，乃曰：「孰不亲亲？睦族为大。何以睦族？无宁官夫贰宗之子若异姓之子，吾儿无与焉可也」。求仁曰：「我待尽亦颇知，而之言，先丞相之志也」。夫人生而淑静，未尝一语出财贿间，殆终身不见喜怒之色。所不自足者，西方圣人之书，目之而未极其微也。唯然，斋戒夙夜则至矣。初从夫封寿昌县君，后以子拜太令人，以疾卒于子珉之新第。宣和四年八月甲子，年八十有四。珉新第，所以为夫人之奉也。夫人久疾其床几，食饮药煮之赖者，珉妇胡也。子三人：珉，朝奉郎、新通判郑州；琢，文林郎，广济军司户曹事；琇，迪功郎。女六人：适朝奉郎张基，承议郎吕必强，宣教郎李德充，宣义郎、环州司录事傅寔，中奉大夫、提点河北西路刑狱姚宗，文林郎、西京宗子博士岑乂份。孙男三人，长昴。女三人，长适迪功郎苏籀。珉前知叶县，有古循吏之政。夫人族曾孙，是谓文忠公五世孙恬道叶，见市有祈禬往来者，咸色忧，问之，曰：「令君之母病。令君之母，我民之王母也，令君之忧，我民之忧也」。则夫谓其既相其夫，必有令子者，信也已。珉等卜明年四月甲子，祔灵井求仁留台公之墓吉，远走人同谷求铭于嵩山晁说之，顾旧好不得辞，铭曰：

文惠之孙，庄敏之妇，求仁之相。淑静伊何，不官其子，唯德之尚。有是一德，百世之崇，我铭诸圹。

刘仲子有鼎砚，秃耳缺足，而质甚良，予为之铭。

灭其耳，兀其趾，以貌取人失子羽。谁其椟之子刘子，能出神奇金玉汝。

某启：咫尺，久不闻问，近张漕归，云数相见，动静颇详，差以自慰。专介忽枉手字，并三文编，仰佩厚意，感激无喻。秋高，喜承迩日尊履佳健。盛文典雅，固所钦味。校正《太白集》，尤见诵阅精审每如此。《春秋义》，多事，读尚未能终篇。所论桓公无王一事，自三家失其传，其说皆谬悠无当。后之学者欲求于绝学之后，而自信其臆决，固未易轻措辞也。惟深于经旨者以类考之，或庶几焉。早岁闻先达道刘仲原父之言，似差近而不尽，不知曾见之否？其云：诸侯即位，三年丧毕，然后朝王而受命。桓之元年、二年犹在丧，未知其果不朝也，则以常法书王以俟之；至三年丧毕而不朝，则不朝矣，然后没王而绝焉。此考于礼为是也。乃十年有王为三不朝之节，以存公或可矣；而十八年不当其节，遂不为之说，则不可通。意者无王犹没公也，鲁没公不书，或讳或贬。此论弑君之贼，其罪不专在朝与不朝，《春秋》立法亦不专在桓，弑君不讨，虽周王亦与有责焉。何以知其然？庄书王来锡公命，与僖以妾为母，书王来归含赗，及会葬王，皆去「天」，是不独以责桓与僖可见矣。弑君而不讨，其过有大于不朝。而锡命成人之妾以为母者，则去「天」不足言也，其为王者废矣，是以并王而没之欤。此为周王与桓言也。然王者，天下之主也；十者，数之一周也。天下之王，若因桓而遂使数一周不得见，则过是，天下皆无王矣，可乎？《坤》之上六曰：「为其嫌于无阳也，故称龙焉」。则于数之周一见王，亦嫌于无王者也。至十八年而有王，所以正王也。前之没王，所以治王与桓也；若末遂没之，则后世凡弑君者皆可以王分恶而终不见诛于《春秋》矣，亦可乎？故复挈王而示之曰：王虽不王，弑君者不可以不治，所以示天下而垂来世，此不为周王与桓言也。何休亦微知之，而不能竟。或曰：桓既弑君矣，自不得其有位，何用以在丧常法待之乎？此其言是也，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。凡《春秋》虽立一王大法，而其文必因于史。盖当时凡弑君，而能朝王，或诸侯与会者，皆免讨。卫州吁弑君，石厚问定君于石碏，碏曰：「王觐为可」。此朝而得免者也。曹负刍弑，诸侯来讨，公子喜时为之请曰：「若有罪，则列诸会矣」。此会而获免者也。凡此皆周之末造，而史之文，《春秋》不得而易焉。故《春秋》凡弑君之贼，惟陈佗、卫州吁、齐无知因国人与诸侯之讨而得正其贼之名，其馀凡不讨而成其君，如齐商人、曹负刍、蔡般者，《春秋》皆不易也。以为彼既君之矣，其恶不待贬绝而自见，吾何加焉？姑从其文于末造之中，而正以义，则何伤于一王之大法乎？窃以是为经之旨。老懒多废志，又适书沓至，酬酢不暇，以长者好学之笃，不觉发此云云，亦哀斯道之将坠也。不识以为何如？有所商榷，却冀一谕。渐凉，万万珍爱。不宣。

《史记》列传曰：「老子者，楚苦县濑乡曲仁里人也（苦音怙，县本属陈，因楚灭陈，故属楚，即今之亳州真源县也，濑或作厉。杜云：濑水出其西，故以名乡。）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阳，谥曰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盖尝适周问礼焉（《礼记·曾子问》郑氏注曰：「老聃，古寿考者之号，与孔子同时。」疏云：「老聃，即老子也。」《说文》云：「聃，耳曼也。」《后汉·窦章传》注云：「老子为守藏史，复为柱下史。」《道藏玄妙玉女内传》其略云：玉女自九天降为天水尹氏女，适李灵飞老君，于殷阳甲十七年乘日精化流珠入玉女口中，已而孕，历八十一年，以武丁九年降诞。文王为西伯时召为守藏史。故《论语》郑玄注云：「老、彭，商之贤大夫也。」疏云：「老是老聃也。」武王时迁为柱下史，成康之时尚为柱史，昭王时乃去官，故魏明帝《赞》云：「为周柱史，经九百年。」唐博士吴扬昊云：「既生商日，复仕周时。计其始终，乃历千载。」此皆举其成数也。按《实录》云：自商武丁九年至周赧王九年升昆崙、还紫微上宫之时，计九百九十六年。《史记》曰：或云百六十岁，或云老子在代二百馀年，乃入流沙。此以孔子时人斟酌其岁数，不能知其实，所以每事言「盖」言「或」，及云「莫知所终」。）。故《家语》云：孔子谓南宫敬叔曰：「吾闻老聃博古知今，通礼乐之原，明道德之归，则吾师也，今将往矣（有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」等语，于是孔子发「犹龙」之叹。按《混元实录》：昭王时出关，穆王元年还中夏，平王东迁复出关，至西海校仙再还中夏，此问礼及五行等事，乃敬王十七年也。）」。老子居周，久之不得以行其道，乃去周，寻欲西化异俗，至函谷关，关令尹喜曰：「子将隐矣，彊为我著书」。于是老子乃著书上、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，莫知所终（尹喜字公文，盩厔县神龙乡闻仙里人也。少好坟索，善天文秘纬，尝结草为楼，仰观乾象。康王朝为大夫，后召为东宫宾友，昭王时因瞻紫气西迈，天文显瑞，知有圣人当度函谷关而西，乃求出为关令，王从之。至关，乃曰：「夫阳数极九，星宿值金，岁月并王，法应九十日外有大圣人经过京邑。」先敕关吏孙景曰：「若有形容殊俗，车服异常者，勿听过。」喜预斋戒，使扫道烧香以俟。是时，老君以昭王二十三年五月壬午驾青牛车，薄版为隆穹，徐甲为御将，往开化西域。至七月十二日甲子，果有老人皓首聃耳，乘白舆，驾青牛至，吏曰：「明府有教，愿翁少留。」乃入白喜，即具朝服出迎，叩头邀之。老君逊谢至三，尹曰：「去冬十月，天理星西行过昴，今月朔，融风三至，东方真气状如龙蛇而西度，此大圣人之徵。」于是为留官舍，设座，行弟子礼。喜乃辞疾去官。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邀老君归其家，二十八日，授以五千言，至次年四月二十八日，于南山阜辞决升天，戒以千日外寻吾于青羊之肆，至二十七年会于蜀李太官家。是时诸天众仙浮空而至，老君乃敕五老上帝等授喜《玉册金文》，赐号文始先生，位为无上真人，赐紫服、芙蓉冠等，从游八纮之外也。）。谓之老子者，盖生而白首，亦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《道德经》者，其文载道德之旨，而可以常由也。《唐艺文志》曰：天宝中，加号《老子玄通道德经》云（葛玄序曰：「夫五千文，宣道德之源，大无不包，细无不入，天人之自然经也」。班固载《老子传说》傅氏三十七篇，邻氏四篇，徐氏六篇，刘向四篇。杜光庭云：注者有《尹喜内解》，汉张道陵《想尔》，河上公《章句》，严遵《指归》，魏王弼、何晏、郭象、钟会、孙登、晋羊祜、裴处思、苻坚时沙门罗什、后赵佛图澄、晋僧肇、梁陶弘景、后魏卢景裕、刘仁会、南齐顾欢、松灵仙人、秦杜弼、宋张凭、梁武帝、梁简文帝、张嗣、梁道士臧玄静、孟安期、孟智周、窦略、陈道士褚柔、隋道士李播、刘进喜、唐魏徵、傅奕、杨上善、贾至、王光庭、王真仙人、胡超、道士宋文明、尹文操、韦录、王玄辨、尹愔、徐邈、何思远、薛季昌、王鞮、赵志坚、车惠弼、李荣、黎元兴、张慧超、龚法师、任太玄、申甫、张道相、成玄英、符少明。《唐艺文志》又有安丘望之、湘。逸其姓、程韶、王尚、蜀才、袁真、释惠严、惠琳、义盈、梁旷树、李允愿、陈嗣古、冯廓、玄景先生、杨上器、韩杜、贾大隐、辟闾仁谞、刘仲融、王肃、戴诜、玄宗、卢藏用、邢南和、冯朝隐、白履忠、尹知章、陆德明、陈庭玉、陆希声、吴善经、孙思邈、李含光，凡四十家。而藏中所存李约、贾清夷、王顾、杜光庭等，皆唐人，且不著于志，始知所录犹有未尽，惜名存书亡者十盖八九。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应太阳之极数，上经三十七章，法天数奇，下经四十四章，法地数耦。刘歆《七略》云：刘向定著二篇，八十一章，上经三十四章，下经四十七章。而葛洪等又加损益，乃云天以四时成，故上经四九三十六章，地以五行成，故下经五九四十五章，通应九九之数。清源子刘骥曰：「矢口而言，未尝分为九九章也。」严遵以阳九阴八相乘为七十二，上四十章，下三十二章。王弼合上下为一篇，亦不分章。今世本多依河上章句，或总为上下篇。广川董逌云：「唐玄宗既注《老子》，始改定章句，言道者类之上卷，言德者类之下卷，刻石涡口庙中。」玄宗《释题》云：「道者德之体，德者道之用，经分上下者，先明道而德次之。」然其末又云：「是知体用互陈，递明精要，不必定名于上下也。」江袤云：「余昔于藏书家见《古文老子》，次序先后与今篇章不伦，亦颇疑后人析之也。」玄宗命司马子微三体写本，有五千三百八十字。傅奕考覈众本，勘数其字，云：项羽妾本，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妾冢得之；安丘望之本，魏太和中道士寇谦之得之，河上丈人本，齐处士仇岳传之。三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，与韩非《喻老》相参。又洛阳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，王弼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，或○六百一十，或三百五十五，或五百九十，多少不一。《史记》云五千馀言，但不满六千，则是矣。今云五千文者，举全数也。彭㭒《皇宋集注》有政和御注、道士陈景元、司马温公光、苏文定公辙、王荆公安石、王雱、陆佃、刘概、刘泾、仙姑曹道冲、马蹄山达真子、了一子、李文和、陈象古、叶梦得、清源子刘骥、朱文公熹、黄茂材、程文简公大昌、林东邵若愚。而倪文节公思、高士徐知常等注亦未尽录。）。大抵老子之道，以清净无为自然为宗，以虚明应物不滞为用，以慈俭谦下不争为行，以无欲无事不先天以开人为治，其于治身治人者至矣。如用之，则太古之治可复也（《前汉·艺文志》云：「道家者流，秉要执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术也。」欧阳修《崇文·总叙》云：「本清虚，去健羡，泊然自守，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虽圣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。」）。以其所值之时，俗尚文胜，淳朴之风无复存者，而老子抱纯素之道，与时偕极，必待感而后应，故不得位以推是道于天下，盖知夫时数之有所忤也。然终不能恝然于其道之无传，是以有教无类，且而眷眷于西方之异俗，则其悯当时、虑后世之心何如哉！犹幸斯文不坠，故西关伺驾，东鲁见龙，而书与言之尚存也。河上丈人、黄石公、乐臣公、盖公之徒，盖能究其旨而体之，敛厥用于一身，则在我之天下已羲皇矣。及其道之有所授，则孝文以之为君，子房以之佐汉，曹参以之相齐，果能通一脉于苛秦之后，吁！亦验也。然使又有进于是，如其人羲皇之，则羲皇矣。或者见是书词意含洪宽大，而不知致察于虚极静笃之时，存乎体之至严至密者，以为庶政庶事之本，乃徒务为闷闷若昏之量，而习弊反堕于优游姑息，遂有清虚不及用之讥，故不经而子视之。呜呼，惜哉（文中子曰：「清虚长而晋室乱，非老子之罪也。」朱文公曰：「晋时诸公只是借他言语来盖覆那灭弃礼法之行耳，使其心下污浊纷扰，如何理会得老子底意思。」《旧唐书·宪宗纪》李藩对曰：「《老子指归》与六经无异。」唐兵部郎李约云：「世传此书为神仙虚无言，不知六经乃黄老之枝叶尔。」故太史公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不为无见也。）！是经大义，固已见于诸家，然或病其无所折衷。仆昏蒙晚学，过不自量，辄采摭诸说，亦间出己见，以补一二。或诠其文，或逗其意，附以音释，订以异同，图便观览，庶日益日损，而契言外之旨于绝学无忧之地也。或谓微言隐诀，多寓其间，故以首章有「无为」，在二丹则神气水火也，「虚心实腹」，则炼铅之旨，「用兵善战」，则采铅之方，「冲」字从水从中，乃喻气中真一之水，「三十辐共一毂」，为取五藏各有六气之象及准一月火符之数。如斯等义，今皆略之（或者盖谓无者地二之火，有者天一之水，故举《潜通诀》云「两无宗，一有灵，化妙难窥」，及以知白守黑为金水之说。然此乃大丹之法，准《易》象法天地，以日魂月魄为药物，则《神农古文龙虎上经》三十六字，西汉淮阳王演《金碧要旨经》、东汉魏伯阳《参同契》、唐元阳子《金碧潜通诀》等是其法也。如《混元实录》云：「老君先授尹真内外二丹之术，然后告以道德之旨。」则是不以丹术杂于本经明矣。又曰：「三一九思，内修之要也；九丹金液，外炼之极也。」故所授太清诸经则专言金液外炼之事，然与前所举大丹之法亦少异。后辈见其有坛炉鼎灶之设，乃以灵砂金石等为外丹，殊不知后天有质阴杂非类之顽物，服之令人多躁失明，而且不悟其非也。或者又曰：无者神也，有者气也。乃以「有无交入为丹本，隐显相符是水金」，及「黑中有白为丹母，虚心实腹义俱深」，「三十辐兮同一毂」，等诗为證。此虽皆用经中之语以为诀，然其说自成一宗，盖内丹之法也。若尹真所受三一九思等法，虽曰内修之事，然与内丹源流亦自不同。大抵道法经术各有指归，不可以一书而兼尽诸家之义，茍强引而合，皆傅会也。）。何则？性由自悟，术假师传。使其果寓微旨，亦必已成之士，口授纤悉，然后无惑，区区纸上，乌足明哉！况是经标道德之宗，畅无为之旨，高超象外，妙入环中，遽容以他说小数杂之乎！白乐天云「元元皇帝五千言，不言药不言仙，不言白日升青天」，亦确论也（苏文忠公轼奉诏撰《储祥宫碑》，其大略云：道家者，源本出于黄帝、老子。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，以虚明应物为用，以俭慈不争为行，合于《易》「何思何虑」、《论语》「仁者静寿」之说。自秦汉以来，始用方士言，乃有飞仙变化之术，黄庭大洞之法，木公金母之号，太乙紫微之祀，下至于丹药奇技、符箓小数，皆归于道家。尝窃论之，黄帝、老子之道，本也；方士之言，末也。得其本而末自至。）。噫！修之身，其德真，以至天下，其德乃普，非二本也。学者果能得一而有以贯通，则所谓杳冥之精，恍惚之妙，实昭然于守中抱一之中，而玄牝之机，橐籥之用，莫非道之所为也，惟深造自得者知之。淳祐丙午腊月望，清源天庆观后学圭山董思靖书。